編者按

    今天，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舉世矚目中開幕，一年一度的兩會漸入高潮。

    全球經濟危機與生態危機之下，中國林業發展和生態建設將麵臨怎樣的挑戰和機遇？林改邁進深水區，怎樣攻堅破題繼續前行？林業怎樣更多更好地向社會提供當前最為緊缺的生態產品？在維護國家生態安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緩解能源與糧食危機中，林業怎樣發揮獨特的作用？林區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滯後、基層林業職工待遇偏低生活困難的問題如何解決？城裏下崗返鄉務林能否為廣大農民工帶來生活新希望……

    從今天開始，本報推出“兩會特別報道”等專欄，就這些關乎中國林業發展前景和廣大百姓根本利益的重要話題，采訪代表委員，聽聽他們怎麼說，與您一起思考，一起探索。“我把集體林權製度改革稱做‘新階段改革的第一聲春雷’，把它看做是城鄉一體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這樣評價目前正在全國迅速鋪開的集體林權製度改革。

    從福建、江西、浙江、遼寧試點探索到去年6月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於全麵推進集體林權製度改革的意見》，再到在全國各省區全麵推開，集體林權製度改革日益受到社會關注，逐漸進入改革的深水區。

    作為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實行以後農村生產關係的又一項重大變革，集體林權製度改革的成效可謂立竿見影。億萬農民真正成了山林的主人，由此獲得了重要的生產資料和發家致富的創業平台，不少農民的家庭財產增加了幾萬元甚至幾十萬元，極大地調動了農民植樹造林、發展林業產業、開發林下經濟的積極性。

    “以往山民財源少，如今林農富路多。往日造林無甜頭，今朝植樹有奔頭。”江西林農這樣說。

    “山還是那座山，但那是我的山。不再沒人管，我成了永久的護林員。我在林下育菇種藥，拓寬了致富的空間。”遼寧林農這樣講。

    集體林權製度改革得到了農民的衷心擁護，用溫家寶總理在江西調研時講的一句話概括，就是“生態受保護、農民得實惠”。

    但任何一項改革都不可能一帆風順。集體林權製度改革雖然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推行過程中遇到的諸多困難和問題仍然不能忽視。這些困難和問題的破解，並不是一個人或者一個部門所能獨立完成的，需要國家給予政策、財政、科技等支持，這也直接影響著集體林權製度改革在進入深水區後如何破題前行。

    厲以寧委員一直對集體林權製度改革十分關注，在他的主持下，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成立了“集體林權製度改革公共財政問題”課題組，對福建、江西、雲南、廣東、陝西、青海等省進行了調研。調研結果顯示，目前，我國有60%的集體林地被劃分為生態公益林，而農民普遍反映生態公益林補償標準過低、補償不到位，同時天保工程區的生態公益林也沒有納入補償範圍。

    厲以寧委員認為，《森林法》規定了嚴禁生產性采伐生態公益林。這種在產權上的約束使得集體公益林林地所有者和擁有林地使用權的林農不能像開發商品林那樣獲得經濟收入，急需公共財政提供合理的補償。他建議，對國家劃定重點生態公益林進行統一補償。一次性提高國家對生態公益林補償標準至每畝20元，並逐年提高國家補償標準，同時將天保工程區公益林納入補償政策範圍。

    這一建議與全國人大代表、河北省秦皇島市人大副主任劉誌新不謀而合。作為曾經在林業戰線奮鬥多年的老兵，劉誌新代表也注意到了同樣的問題。他在接受接著采訪時說：“我國北方地區，特別是西北地區主要以生態公益林為主，目前，中央財政對生態公益林的補助標準是每年每畝5元，這個標準顯然太低了。這也是集體林權製度改革在西北地區推行相對比較緩慢的原因之一。”

    劉誌新代表說：“以秦皇島市周邊荒山綠化及沿海防護林造林為例，如果要保證造林質量和成活率，投資最低要保證每畝1200元，在氣候條件更為惡劣的西北地區這個數字可能更高。所以僅憑每年每畝5元的補償，老百姓在分到林地後既無法保障林木的質量和林地應有的生態效益，也不能很快走上致富的道路。要加快推進北方地區的林改，需要國家更大的財政支持。”

    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省林業廳廳長耿懷英也結合山西省林改情況提出了建議。他說:“2008年，山西省委、省政府製定出台了山西省集體林權製度改革意見，在1個市17個縣進行改革試點。改革觸動了沉睡多年的林地產權，極大調動了農民造林護林的積極性，讓他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和企盼。但是，集體林權製度改革畢竟政策性強、難度大，涉及億萬農民的切身利益，必須把任務和責任落實到地方黨委、政府一把手的身上，建議盡快召開中央林業工作會議，對集體林權製度改革進行動員部署。”

    2/3的國土麵積是林地，2/3的農村人口在山區，2/3的縣是重點林業縣，林業在江西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來自這裏的代表委員們對林改前後的變化頗有感觸。

    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林科院總工程師江香梅說：“林改帶來的最大不同是，林農對林地和林木的重視程度不一樣了。林改以前，科技人員下鄉指導，主動前來谘詢學習的林農很少；林改後，不等科技人員下鄉，林農一有問題就主動找上門或者打電話谘詢，什麼樣的地形種什麼樹種，怎樣防治病蟲害，怎樣給樹施肥……隻要關係到林農林地效益的問題都問。”

    同時，江香梅代表還說出了自己的擔憂，“林農分到林地以後，希望林業科技人員指導他們集約經營林地、科學管護林木，但現在林業科技人員的數量遠不能滿足林農的需求，林業專業技術人才十分匱乏。”她以自己曾經就讀的江西農大為例向記者闡述了這一情況，當年她讀書的時候，全校共有學生7000多人，其中林業專業的學生有500多人，現在，農大學生增加到了兩萬人，而林業專業的學生卻隻有一個班、不到50個人。

    “在集體林權製度改革後，林學作為基礎學科應當引起國家足夠重視，建議國家進一步加強林業科技支撐的力度，采用師範類大學生實行的國家培養機製，對學習林業專業的學生給予同樣的補助。”江香梅代表說。

    除此之外，江香梅代表還提出，隨著集體林權製度改革不斷推進，我國應該建立政策性森林保險製度。她說，目前，江西的泡桐產業發展迅速，在推廣過程中，泡桐樹得到了林農的認可。但是，如果一旦發生大規模的森林病蟲害或者森林火災，就會給林農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

    江香梅說：“前幾年，國內某些省份泡桐產業崩潰就是因為大麵積森林病蟲害導致的。林業生產周期長，需要長時間投入，如果在林地沒有產出前林木遭受重大自然災害，對林農經營林業的積極性將是毀滅性的打擊，因此國家應當建立政策性林業保險製度，以消除林農經營林地，投資林業的後顧之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