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把生態保護和產業發展結合起來，生態保護沒有出路。”7月20日，雲南省副省長孔垂柱向正在該省采訪集體林權改革的記者們表示。

　　“生態建設產業化，產業發展生態化”，這是2003年雲南省提出的林業發展思路。2006年4月，雲南開始在9個縣（市）試點集體林權製度改革，2007年起，改革在全省範圍內全麵鋪開。

　　這場改革仍是循著這一基本思路。正像一位林業官員所說：“說一千道一萬，林改的目的是既讓老百姓的錢袋兒鼓起來，又要讓山林綠起來。”換句話說：無論是主體改革還是配套改革，都要朝向一個目標：實現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共贏。

　　怎樣才能實現共贏？真的能共贏嗎？這對雲南來說，已不僅僅是“摸著石頭過河”，更是一場事關生態安全的“生死抉擇”。

　　改革：相似的動因和效果

　　高位推動、落實“四權”、民主決策、依法依規……除了這些已被福建、江西等改革先行試點省反複總結過的經驗和做法，雲南這場改革的動因及其帶來的效果也不陌生。

　　雲南稱自己整個林業所處的狀態是“大資源、小產業、窮林農”。這實際道出了這場改革的迫切性與必要性：

　　一方麵，雲南是全國重點林區和林業用地最多的省份之一。全省山地麵積占國土麵積的94%，林業用地麵積居全國第二，其中集體林地占林業用地的80%。雲南相信自己“具有重要的生態地位和把林業培育成國民經濟重要產業的巨大潛力。”

　　另一方麵，雲南省林業仍然存在產權不明晰、責權利不統一問題；大部分集體山林林農的經營主體地位沒有完全確立，權益未能得到很好落實，農民沒有真正成為山林的主人。不僅林農育林積極性不高，那些為人熟知的造林、護林、防火、幹群關係處理等一大堆之“難”，一樣也不少且相當突出。這使林業不能又好又快發展，使林農長期守著“金山銀山”過窮日子。

　　兩年後，雲南人如此總結自己的林改“效果”：機製被激活、產業得發展、林農收入增加、資源得到保護、促進了林業部門職能轉變、促進了農村民主政治建設、農村社會更加和諧。有數字：2007年全省新增營造林麵積610萬畝，同比增加206萬畝，增幅達50%；全省林業總產值達330億元，比上年增加39億元，增長13.4%，特色經濟林麵積發展到3871萬畝；全省森林火災同比下降18.5%，亂砍濫伐案件同比下降11.8%……

　　有順口溜反映改革前後變化：過去“林不歸我，我不愛林；利不連我，我不營林；責不罰我，我不護林。”“過去幾年不到山上看一次，現在幾天就到山上轉一圈。”“過去製度太老化，收益小來浪費大，公林好比唐僧肉，大家都想吃一口，有人毀林無人護，亂砍濫伐沒有數；林權製度新出台，誰敢亂來受製裁，自家林木自家護，棵棵都是搖錢樹。”

　　林農說，“過去亂砍濫伐，就是怕林地變動，現在這個樹是我們自己的了，一定要把自己的山林好好管護起來”；“山地分給我自己就是我的錢包了，現在我要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這個山林……”

　　這些效果應該隻是“初露端倪”。因為到目前為止，雲南全省16個州（市）、129個縣（市區）中，有5個州（市）和35個縣基本完成主體改革任務，確權麵積17601.35萬畝、占全省集體林麵積的63.9%，發放林權證麵積10287.79萬畝，占35.3%。

　　大理亮點：三個70%

　　“改革沒有現成的模式，隻能‘摸著石頭過河。’”在雲南大理白族自治州，記者不止一次聽到這樣的感歎。

　　大理的林改“亮點”是“三個70%”。7月20日，該州林改辦工作人員肖麗娟向記者詳細解釋了這“三個70%”：一是農民對山林依賴程度高的山區、半山區要盡可能地均山到戶，力求做到實物到戶率70％以上，這是最基本、最主要的形式；二是依賴程度一般和因客觀原因不便到戶的山林，要折股到戶，頒發股權證，70％以上的股權要到戶，建設按股投入，收益按股分配；三是依賴程度較低不便於管理的遠山、高山的山林，可采取公開拍賣、招標、承包等方式轉讓給大戶、聯戶、企業及社會各界經營，其拍賣和承包所得的收益70%以上必須均利到戶，確保林農通過二次分配享有林地收益權。

　　這幾年，從永平縣到大理州，一直在林改一線“摸爬滾打”的肖麗娟告訴記者，她最大的體會是“改革要結合實際，不能按理論，搞教條式的一刀切。”

　　不搞“一刀切”，但確保執行林改相關政策沒的說。大理州林業局副局長吉向陽說，由於集體林權製度改革是農村生產關係的重大調整，事關廣大林農的切身利益。改革涉及林地、林木的處置、分配，涉及農村土地的承包、轉讓，涉及基層組織的民主決策，必須嚴格按照《森林法》、《農村土地承包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相關規定，依法進行。

　　記者被告知，為確保集體林權製度改革依法、健康、有序開展，大理州委、州人民政府明確提出改革要以“三法”（上述三個法律）、“三文件（中央、雲南省、大理州三個相關文件）”為依據，改革的方案、內容、做法和程序都必須在其規定範圍內進行，以確保依法改革、依法行政、依法辦事。

　　具體到主體改革細節，明晰產權要切實做到“三個70%”到戶；堅持自留山政策，自留山農戶長期無償使用，不得強行收回，不得隨意調整；已經承包到戶、均山到戶和流轉的集體林地都要依法簽訂林地承包合同。符合法律規定、承包或流轉合同規範的，要予以維護；承包或流轉合同不規範的，要予以完善；不符合法律規定的，要依法糾正。承包方案必須依法經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同意。堅持“誰造誰有”政策，在他人林地上植樹造林的，按照林地使用權服從林木所有權的原則，合理調整林地使用權和林木所有權關係。

　　大理州一位林改工作人員說，無論對他們自己還是對林農，改革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現在有的林農法律意識提高了，認為當初糾紛處理不當，適用的法律政策不對，就又來反映，要求我們重新調解。”

　　永平鄉下見聞

　　永平縣位於大理州西部，是大理州的“西大門”，山區占93.8%。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的40.4%，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20.1%。是典型的集山區、民族、貧困於一體的農業縣，屬國家592個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之一。2005年6月，永平被列為雲南省9個集體林改試點縣之一，同時被確定為大理州加快林業改革發展試點縣。

　　在永平鄉下，林農的家常話是造林護林，“生意經”總離不開核桃、鬆茸、蠶桑等。記者采訪記錄如下：

　　廠街鄉爐塘村的聯戶“合心組”：據爐塘村支書、村主任毛朝陽介紹，過去各農戶的林地“四至”不清，山林基本處於無人管護狀態，森林資源破壞極大，豐富的森林資源卻沒能見到效益，群眾意見很大。2007年3月全村完成林權主體改革，均山率92.8%。由於該村人多林少，林地分散，為了管護好均山到戶的分散林地，該村三村和大寨子村兩個村民小組42戶農戶率先由關係融洽的農戶聯戶成立“合心組”管護林地，保護生態。各“合心組”聘請誠信可靠、責任心和奉獻心強、有山林管護經驗的人為“護林管家”，分片負責山林管護，其報酬由“合心組”成員每戶每年支付10元解決。目前全村已發展了10個林地管護“合心組”。“合心組”的每戶都可以在自己林地裏撿拾野生菌出售，村民王石華靠野生食用菌年收入最多的達2萬元。還有40多個農戶聯合組建蠶桑“合心組”，聯合種植蠶桑養蠶增收致富。山背後村民小組還以“合心組”的方式，聘請專人進行管護，對集體水源林進行封山育林。毛朝陽說，“林改後，原來的荒山上都種上了樹，現在已沒有空地了。”

　　靠發展核桃致富：爐塘村村民肖太紅兄弟兩家靠發展經營核桃，年收入分別達2萬和3萬多元。小黑沽村民小組組長毛顯武2007年栽下了3000多棵核桃樹，“在山上種植核桃，既能恢複生態改善自然，又能發展經濟收到效益。”毛顯武告訴記者，現在隻要家裏一來客人，就帶他們看山看林，自豪地指點著說，“那片山是我的，那片核桃林是我的。”他相信，山林一定能讓他富起來。河邊村民小組組長郭玉華說，林改前村民小組200多畝荒山，“四至”不清，大夥想在山上栽樹也覺得心裏不踏實，不知道栽下去的樹會不會是自己的。現在明確分給各家各戶了，就都種上了桑樹和核桃。

　　其實不僅在永平，在大理、在雲南，你總會聽到各相關領導算“核桃帳”、展示“核桃藍圖”。他們講話中總會提到，“力爭到2010年，將核桃樹發展到多少多少畝。”

　　機會中的探尋與選擇

　　或許是由於生態位置之重要、公益林數量之多，雲南與“林子”的關係向來顯得有些複雜和微妙，且相關的每一“舉手投足”常常都會引來媒體、學者、環保人士的關注和爭論。

　　雲南上上下下都清楚，這次集體林權製度改革，對於林業發展是一次“鬆綁”機會，同時也是對生態保護的一個嚴峻考驗。“機會”帶來的往往是“立竿見影”的“皆大歡喜”，而“考驗”卻將是為時不短的“時刻不可掉以輕心。”

　　記者被告知，生態公益林區、“天保工程區”、“自然保護區”（俗稱“三區”）中的集體林如何實施林改，如何實施公益林森林生態效益補償等，一直是雲南省委、省政府在林改中重點關注的問題。副省長孔垂柱表示，如果林業發展隻單純考慮生態建設，不考慮林農的經濟收益，單純就生態保護生態，應該說很難保護。“不把生態和產業結合起來，生態保護就沒有出路。”他認為，生態林、商品林不完全是對立的，一些林種可以既有生態效益又有經濟效益。

　　記者了解到，從公益林劃分看，有國家、省、州、縣不同層次。雲南省在近年的改革中不斷調整公益林的比例，有的地方已調整到30%。

　　采訪中，記者多次聽到給林業發展“鬆綁”的呼聲，其中包括國家和地方不同級別層次的公益林，在流轉、抵押等政策上不應“一刀切”，應有所區分等。有關人士指出，如此“一刀切”的政策還不少，在某種程度上，現行法規對改革已難起到保駕護航作用。

　　這次離開永平時，記者們被請求呼籲兩個問題：一是建議國家進一步建立和完善重點公益林補償機製，加大投入，並將天保工程區納入生態補償範圍，加強生態公益林的管護。二是建議國家盡快研究出台關於2010年天保工程退出後森工企業如何轉型、生存的政策措施。

　　改革是不斷探尋的過程。探尋中無法躲避的是一個個選擇“關口”。為提高土地產出率所作的產業結構調整、低產林改造，為平衡林農收益而進行的公益林比例調整，為落實林農林地“收益權”、“處置權”而進行的采伐製度和流轉製度的探索等等，無一不麵對“發展”與“保護”的權衡。有觀察家指出，越是在這個時候，越需要理性，越不能頭腦發熱。

　　在這場改革中，雲南致力於真正實現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共贏的目標。雲南人民在探尋中追求，我們在期待中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