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業信息
石漠化“拐點”之後
不久前閉幕的全國岩溶地區石漠化綜合治理工程第四次省部聯席會傳出消息,我國石漠化治理工程目前已取得顯著成效,石漠化土地麵積在2005~2011年間年均減少16萬公頃,實現了由持續增加向淨減少的重大轉變。
從不斷增加到負增長,覆蓋我國南方八省的石漠化治理工程迎來了新的“拐點”。近日,《中國科學報》記者走訪了貴州省多個石漠化地區,並聆聽了中科院地球化學研究所專家的意見。但在專家們看來,我國石漠化的攻堅戰才剛剛開始。
石漠化地區往往也是扶貧工作的難點區,下一步的治理措施能否取得更大成效?科學家能否提出徹底解決石漠化的方案?很多問題都有待回答。不過,毋庸置疑,中國石漠化治理正迎來難得的契機,這或將為全球治理這一生態頑疾帶來新的希望。
一個石漠化的村莊
大大小小的山峰陡然而立,山頂上幾乎看不到大型樹種,山腳零星的灌木叢也難掩裸露著的灰黑色岩石……這是我國西南地區一個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小村莊。
12月8日,當《中國科學報》記者一行來到貴州普定縣陳家寨時,布滿層層斜坡的大大小小的石塊映入眼簾。石塊有的如籃球大小,有的甚至和門窗差不多大,而石塊與石塊之間,殘存著薄薄的灰黑色土壤。偌大的村莊周邊,竟然找不到一塊超過一畝的平地或耕地。
這裏的岩石多是石灰岩或白雲岩,曆經幾千年的腐蝕,才能形成不到一厘米厚的風化土壤。而在人口劇增的大背景下,數百年來,勤勞的人們一直在石頭與石頭之間見縫插針地播種著玉米,幾乎是一個縫隙栽種一株作物。
土層淺、肥力不足,在這樣的環境裏種植作物,其收成可想而知。每逢降雨,都有可能將這些曆經千百年才形成的土壤衝走。土地麵積越來越少,裸露於地麵的石頭卻越來越多。石漠化由此而生。
“在石漠化嚴重的地區,農民種一畝玉米每年隻有五六百元的收入,而這幾乎是他們的全部收入。”貴州省普定縣副縣長黎廷宇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
然而,即便是這樣的低產出,淳樸的農民也不願意放棄耕作機會。不管土地有多麼貧瘠,他們總是年複一年、日複一日地在遍布著岩石的山坡上播種,直到山坡變成石坡。
“這其實是一種悲壯的‘愚昧’。”中科院地球化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白曉永向《中國科學報》記者感歎說,因為原本脆弱的土層一旦遭到破壞,將很難得到修複,而依照自然力量恢複需要千萬年的時間。一旦山坡上的所有土壤都被衝走,當地居民隻能搬遷或者淪為赤貧。
陳家寨村民的處境並非個例。據統計,我國貴州、雲南、廣東、廣西、湖北、湖南、四川、重慶等西南八省(市、區)的451個縣,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石漠化問題,覆蓋人口高達2.2億。
“石漠化區域正好處在長江和珠江流域的上遊,而這兩個流域的下遊恰恰是我國人口密度較大、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如果不妥善治理,對我國經濟發展將產生深遠影響。”白曉永說。
“西南喀斯特山地石漠化與適應性生態係統調控”“973”項目首席科學家、中科院院士劉叢強認為,關於喀斯特的研究和石漠化治理不但對西南和廣西當地生態治理和農民增收致富有著重要意義,對兩江下遊生態保護也至關重要。
石漠化,這一號稱“地球癌症”的重大生態問題,仍舊困擾著科學家。
治理緣何困難
“石漠化為什麼成為人類生存的大患?是什麼原因導致石漠化?關鍵還是與人口增長及人類活動增多有關。”中科院地球化學研究所副所長王世傑一語道破其中緣由。
貴州省喀斯特地貌幾乎全部集中在山區。從明朝洪武年間開始,隨著戰爭頻發,輸入人口大量增加,人類開始向山坡進軍。王世傑告訴記者,由此導致的開墾與火燒是石漠化產生的兩大主要原因。
根據王世傑等人此前承擔的“973”課題項目及中科院先導專項課題的相關研究,在貴州17.6萬平方公裏的國土麵積中,石漠化麵積最高時達到4萬多平方公裏,占全省總麵積的23%。如今,貴州的石漠化麵積仍在3.2萬平方公裏左右,涉及全省88個縣市中的78個縣市,影響範圍依然廣大。
王世傑認為,石漠化治理的難點首先在於水荒。喀斯特地區向來有“地表水貴如油,地下水滾滾流”的說法。喀斯特地區地表滲漏嚴重,有很多地方井打到1000米都打不到水。“沒有水,作物就麵臨生長困境,石漠化地區的生態係統也無法進一步改善。”
正因如此,盡管有很多種所謂的“地區經驗”,但其對整體石漠化治理所起到的作用依然有限,很難大規模推廣。在貴州省貞豐縣北盤江鎮頂壇片區,曾有一種治理石漠化的模式經驗備受推崇。該片區在石頭山區大規模種植花椒、金銀花等,取代農民常種的玉米,以此來治理石漠化,這就是所謂的“貞豐模式”。
以種植花椒為例,目前病蟲害發病很厲害,生態係統也不穩定,而且所有模式都離不開水。“現有的很多方法並不能根本解決這一問題。”王世傑表示。
在他看來,我國石漠化麵積首次出現“負增長”的局麵固然可喜,但如何探索出一條全麵治理石漠化的模式,讓更多的地區進行參考和借鑒,才是問題的關鍵。
近年來,白曉永走遍了貴州的大部分石漠化地區,對當地的治理模式有著深入的了解。他告訴記者,有的地方用行政命令讓老百姓栽種核桃、金銀花,但由於地質條件差異和缺水等原因,往往成活率極低,也難有產出,經常出現農民拔掉樹苗、繼續種植玉米的情況。還有一些農業部門在山坡修建大量水窖,但因選址不當,出現水窖“白天裝太陽,晚上裝月亮”的荒唐局麵,起不到應有的作用。
“石漠化治理是組合拳,單一的種養殖模式針對局部區域或許可以,但用於大規模治理往往行不通。”白曉永說。
科學家的探索
治理石漠化,難道真的沒有科學可行的方案了嗎?
石漠化並非中國獨有。一百多年前,地中海地區就曾發生過嚴重的石漠化,當地人民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在治理這一生態頑疾方麵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問題是,國外的經驗與模式是否適用於中國,是一個有待實踐檢驗的問題。
實際上,以劉叢強、王世傑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一直在探索石漠化的科學解決方案,並已取得相當多的成果。
“一般情況下,國外發現喀斯特地區出現石漠化傾向後,會立即將其劃定為保護區,並禁止人類活動,讓其自然恢複。”王世傑表示,我國人口眾多,不可能將所有石漠化地區都劃為保護區。
另一個重要因素在於,石漠化的治理模式千差萬別,各國、各地情況也各有不同,簡單的複製往往難以奏效。貴州當地科學家經過多年實地調查和科研探索後也認為,石漠化治理是一個係統工程,首要之處在於確定當地的地質情況、類型,然後對症下藥。
喀斯特地區可劃分為高原區、峽穀區、槽穀區、斷陷盆地區、峰叢窪地區等不同的地貌類型區。每個類型區都有不同的特點。例如,峽穀區地表水係匱乏,地下水難以利用,缺水、少土的情況導致人地矛盾十分突出;而高原區大多石漠化趨勢嚴重,地表水資源短缺,這裏也往往是中低產田最集中的地方。
按照中科院地球化學所的經驗,在高原區,可采取“集雨灌溉高效生態農業”增值增彙模式,在山區上部的石質坡地建設生態林,杜絕人類活動;在中部的土石質坡地種植梨樹、枇杷等經濟果樹;在山區下部的石土質坡地,發展辣椒種植等高效農業。
王世傑等人著重探索了峽穀地區適合的石漠化治理模式。峽穀區可借助豐富的光熱資源,采用“發揮光熱資源優勢的特色林果蔬”模式,在山體中上部進行生態保育,包括退化植被的人工誘導恢複、坡地保護性種植體係以及牧草種植體係;中部可栽種冰脆李、花椒等經濟作物,下部以種植早熟蔬菜為主。
當然,這些不同的地形地貌區都有一個共同點,即需要足夠的水源。為此,王世傑等人也探索出一條適合所有區域的“集畜水技術”,並經過普定縣陳家寨示範區的實驗,成效顯著。
12月8日,記者看到,在滿是石頭的山穀中,科學家早已在通往田間的主幹道上用水泥修建了機耕道,山間往來的道路也修起了便道。這些水泥路的邊沿向上翹起,以便彙集雨水。在路的一側則修建了集水溝,將水引到修建於路邊的水泥蓄水池(窖)中。在沒有修建水池(窖)的地方,則用一種高強度聚乙烯膜鋪在自然形成的石坑和石槽上,中間和四周壓上石頭,一個簡易的蓄水窖就做好了。
“治理石漠化,水是第一位的。用有擋板的水泥路來蓄水,可將雨水引到水池中,水池與水窖中間用PVC管道連接,可進行補水。貴州每年的降雨量在1000毫米以上,有這些經過設計的蓄水係統,我們就能留住水了。”黎廷宇解釋說。
有了水隻是第一步,科學家還得給村民提供配套的土地利用模式。考慮到陳家寨地區屬於高原區地貌,白曉永等人勸說村民在山坡中部栽種金梨,底部種植辣椒。但一開始,村民對於科學家的建議並不認同,願意種植辣椒的人寥寥無幾。
當地一位80多歲的老農告訴記者,2012年科學家建議他種辣椒,但他隻種了一兩分地,其他都種了玉米。結果今年當地幹旱,玉米收成不好。他原以為自己的收入會減少,結果到了秋天,市裏的辣椒商販來收購辣椒,他的辣椒賣了六七百元錢。“沒想到和我去年的收入差不多,簡直太高興了。”為此,他決定,明年要把所有的地都種上辣椒。
目前,王世傑等人正在整理和完善針對不同石漠化地區的治理方式,準備盡快將其出版成冊,為政府部門和農民提供指導。
頂層設計與民眾參與
在很多專家看來,科研人員可以在具體治理方法上有所創新,但要想徹底根治石漠化難題,要解決的問題還有很多,尤其是在頂層設計和民眾的自發參與性上,需要改進的空間仍然很大。
劉叢強就認為,治理西南地區石漠化既是一個科學問題,也是一個民生問題。
對此,王世傑表示讚同。他認為,石漠化的治理涉及國土、林業、環保、農業、扶貧等多個部門,經常出現每個部門各管一塊的情況,“修水利的不管道路設計,扶貧資金往往不能用於生態工程。九龍治水,力量反而分散”。
在他看來,理想的情況應是從國家層麵設立一個石漠化治理綜合委員會,統籌各部委力量,“例如能否在省一級層麵對相關部門進行整合,統籌各部門的投入資金,集中力量解決一些迫切問題”。
此前,石漠化的治理工作往往被當成政府的工作,農民參與積極性並不高。“應把石漠化治理當作一個工程項目來做,要讓老百姓感受到效果和實惠。”在縣裏推廣石漠化治理措施多年的黎廷宇說。
科學家的感慨也道出了我國石漠化治理後續推進過程中的瓶頸性問題,即如何調動公眾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讓他們嚐到環境治理帶來的實惠和希望。
“沒有產業支撐和延伸,治理是做不長的。要考慮農村的發展情況,把治理變成老百姓自己要做的事情,這樣才能持續下去。”王世傑強調。
此外,對於科學在應對石漠化危機中發揮的作用,專家紛紛表示,未來科技支撐的引領作用仍須進一步加強。
王世傑認為,當前政府部門主要在個別地區的治理成果上總結經驗,而忘記梳理其中科學的方式、方法。因此,這需要科學家積極參與,深入研究其中的普遍規律以供推廣;在地區石漠化治理的評估上,政府部門不應自己出麵參與評估,而應引入以科學家為首的第三方評估機製;在具體治理措施上,土壤與植物的搭配方式、水資源的保護與使用,也都需要科學研究發揮更大作用。
“盡管相關治理工程區的生態狀況開始呈現良性發展態勢,但在很長時間內,石漠化治理仍是一項長期、艱巨和複雜的任務。”王世傑說。(記者 彭科峰 見習記者 王珊)
從不斷增加到負增長,覆蓋我國南方八省的石漠化治理工程迎來了新的“拐點”。近日,《中國科學報》記者走訪了貴州省多個石漠化地區,並聆聽了中科院地球化學研究所專家的意見。但在專家們看來,我國石漠化的攻堅戰才剛剛開始。
石漠化地區往往也是扶貧工作的難點區,下一步的治理措施能否取得更大成效?科學家能否提出徹底解決石漠化的方案?很多問題都有待回答。不過,毋庸置疑,中國石漠化治理正迎來難得的契機,這或將為全球治理這一生態頑疾帶來新的希望。
一個石漠化的村莊
大大小小的山峰陡然而立,山頂上幾乎看不到大型樹種,山腳零星的灌木叢也難掩裸露著的灰黑色岩石……這是我國西南地區一個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小村莊。
12月8日,當《中國科學報》記者一行來到貴州普定縣陳家寨時,布滿層層斜坡的大大小小的石塊映入眼簾。石塊有的如籃球大小,有的甚至和門窗差不多大,而石塊與石塊之間,殘存著薄薄的灰黑色土壤。偌大的村莊周邊,竟然找不到一塊超過一畝的平地或耕地。
這裏的岩石多是石灰岩或白雲岩,曆經幾千年的腐蝕,才能形成不到一厘米厚的風化土壤。而在人口劇增的大背景下,數百年來,勤勞的人們一直在石頭與石頭之間見縫插針地播種著玉米,幾乎是一個縫隙栽種一株作物。
土層淺、肥力不足,在這樣的環境裏種植作物,其收成可想而知。每逢降雨,都有可能將這些曆經千百年才形成的土壤衝走。土地麵積越來越少,裸露於地麵的石頭卻越來越多。石漠化由此而生。
“在石漠化嚴重的地區,農民種一畝玉米每年隻有五六百元的收入,而這幾乎是他們的全部收入。”貴州省普定縣副縣長黎廷宇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
然而,即便是這樣的低產出,淳樸的農民也不願意放棄耕作機會。不管土地有多麼貧瘠,他們總是年複一年、日複一日地在遍布著岩石的山坡上播種,直到山坡變成石坡。
“這其實是一種悲壯的‘愚昧’。”中科院地球化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白曉永向《中國科學報》記者感歎說,因為原本脆弱的土層一旦遭到破壞,將很難得到修複,而依照自然力量恢複需要千萬年的時間。一旦山坡上的所有土壤都被衝走,當地居民隻能搬遷或者淪為赤貧。
陳家寨村民的處境並非個例。據統計,我國貴州、雲南、廣東、廣西、湖北、湖南、四川、重慶等西南八省(市、區)的451個縣,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石漠化問題,覆蓋人口高達2.2億。
“石漠化區域正好處在長江和珠江流域的上遊,而這兩個流域的下遊恰恰是我國人口密度較大、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如果不妥善治理,對我國經濟發展將產生深遠影響。”白曉永說。
“西南喀斯特山地石漠化與適應性生態係統調控”“973”項目首席科學家、中科院院士劉叢強認為,關於喀斯特的研究和石漠化治理不但對西南和廣西當地生態治理和農民增收致富有著重要意義,對兩江下遊生態保護也至關重要。
石漠化,這一號稱“地球癌症”的重大生態問題,仍舊困擾著科學家。
治理緣何困難
“石漠化為什麼成為人類生存的大患?是什麼原因導致石漠化?關鍵還是與人口增長及人類活動增多有關。”中科院地球化學研究所副所長王世傑一語道破其中緣由。
貴州省喀斯特地貌幾乎全部集中在山區。從明朝洪武年間開始,隨著戰爭頻發,輸入人口大量增加,人類開始向山坡進軍。王世傑告訴記者,由此導致的開墾與火燒是石漠化產生的兩大主要原因。
根據王世傑等人此前承擔的“973”課題項目及中科院先導專項課題的相關研究,在貴州17.6萬平方公裏的國土麵積中,石漠化麵積最高時達到4萬多平方公裏,占全省總麵積的23%。如今,貴州的石漠化麵積仍在3.2萬平方公裏左右,涉及全省88個縣市中的78個縣市,影響範圍依然廣大。
王世傑認為,石漠化治理的難點首先在於水荒。喀斯特地區向來有“地表水貴如油,地下水滾滾流”的說法。喀斯特地區地表滲漏嚴重,有很多地方井打到1000米都打不到水。“沒有水,作物就麵臨生長困境,石漠化地區的生態係統也無法進一步改善。”
正因如此,盡管有很多種所謂的“地區經驗”,但其對整體石漠化治理所起到的作用依然有限,很難大規模推廣。在貴州省貞豐縣北盤江鎮頂壇片區,曾有一種治理石漠化的模式經驗備受推崇。該片區在石頭山區大規模種植花椒、金銀花等,取代農民常種的玉米,以此來治理石漠化,這就是所謂的“貞豐模式”。
以種植花椒為例,目前病蟲害發病很厲害,生態係統也不穩定,而且所有模式都離不開水。“現有的很多方法並不能根本解決這一問題。”王世傑表示。
在他看來,我國石漠化麵積首次出現“負增長”的局麵固然可喜,但如何探索出一條全麵治理石漠化的模式,讓更多的地區進行參考和借鑒,才是問題的關鍵。
近年來,白曉永走遍了貴州的大部分石漠化地區,對當地的治理模式有著深入的了解。他告訴記者,有的地方用行政命令讓老百姓栽種核桃、金銀花,但由於地質條件差異和缺水等原因,往往成活率極低,也難有產出,經常出現農民拔掉樹苗、繼續種植玉米的情況。還有一些農業部門在山坡修建大量水窖,但因選址不當,出現水窖“白天裝太陽,晚上裝月亮”的荒唐局麵,起不到應有的作用。
“石漠化治理是組合拳,單一的種養殖模式針對局部區域或許可以,但用於大規模治理往往行不通。”白曉永說。
科學家的探索
治理石漠化,難道真的沒有科學可行的方案了嗎?
石漠化並非中國獨有。一百多年前,地中海地區就曾發生過嚴重的石漠化,當地人民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在治理這一生態頑疾方麵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問題是,國外的經驗與模式是否適用於中國,是一個有待實踐檢驗的問題。
實際上,以劉叢強、王世傑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一直在探索石漠化的科學解決方案,並已取得相當多的成果。
“一般情況下,國外發現喀斯特地區出現石漠化傾向後,會立即將其劃定為保護區,並禁止人類活動,讓其自然恢複。”王世傑表示,我國人口眾多,不可能將所有石漠化地區都劃為保護區。
另一個重要因素在於,石漠化的治理模式千差萬別,各國、各地情況也各有不同,簡單的複製往往難以奏效。貴州當地科學家經過多年實地調查和科研探索後也認為,石漠化治理是一個係統工程,首要之處在於確定當地的地質情況、類型,然後對症下藥。
喀斯特地區可劃分為高原區、峽穀區、槽穀區、斷陷盆地區、峰叢窪地區等不同的地貌類型區。每個類型區都有不同的特點。例如,峽穀區地表水係匱乏,地下水難以利用,缺水、少土的情況導致人地矛盾十分突出;而高原區大多石漠化趨勢嚴重,地表水資源短缺,這裏也往往是中低產田最集中的地方。
按照中科院地球化學所的經驗,在高原區,可采取“集雨灌溉高效生態農業”增值增彙模式,在山區上部的石質坡地建設生態林,杜絕人類活動;在中部的土石質坡地種植梨樹、枇杷等經濟果樹;在山區下部的石土質坡地,發展辣椒種植等高效農業。
王世傑等人著重探索了峽穀地區適合的石漠化治理模式。峽穀區可借助豐富的光熱資源,采用“發揮光熱資源優勢的特色林果蔬”模式,在山體中上部進行生態保育,包括退化植被的人工誘導恢複、坡地保護性種植體係以及牧草種植體係;中部可栽種冰脆李、花椒等經濟作物,下部以種植早熟蔬菜為主。
當然,這些不同的地形地貌區都有一個共同點,即需要足夠的水源。為此,王世傑等人也探索出一條適合所有區域的“集畜水技術”,並經過普定縣陳家寨示範區的實驗,成效顯著。
12月8日,記者看到,在滿是石頭的山穀中,科學家早已在通往田間的主幹道上用水泥修建了機耕道,山間往來的道路也修起了便道。這些水泥路的邊沿向上翹起,以便彙集雨水。在路的一側則修建了集水溝,將水引到修建於路邊的水泥蓄水池(窖)中。在沒有修建水池(窖)的地方,則用一種高強度聚乙烯膜鋪在自然形成的石坑和石槽上,中間和四周壓上石頭,一個簡易的蓄水窖就做好了。
“治理石漠化,水是第一位的。用有擋板的水泥路來蓄水,可將雨水引到水池中,水池與水窖中間用PVC管道連接,可進行補水。貴州每年的降雨量在1000毫米以上,有這些經過設計的蓄水係統,我們就能留住水了。”黎廷宇解釋說。
有了水隻是第一步,科學家還得給村民提供配套的土地利用模式。考慮到陳家寨地區屬於高原區地貌,白曉永等人勸說村民在山坡中部栽種金梨,底部種植辣椒。但一開始,村民對於科學家的建議並不認同,願意種植辣椒的人寥寥無幾。
當地一位80多歲的老農告訴記者,2012年科學家建議他種辣椒,但他隻種了一兩分地,其他都種了玉米。結果今年當地幹旱,玉米收成不好。他原以為自己的收入會減少,結果到了秋天,市裏的辣椒商販來收購辣椒,他的辣椒賣了六七百元錢。“沒想到和我去年的收入差不多,簡直太高興了。”為此,他決定,明年要把所有的地都種上辣椒。
目前,王世傑等人正在整理和完善針對不同石漠化地區的治理方式,準備盡快將其出版成冊,為政府部門和農民提供指導。
頂層設計與民眾參與
在很多專家看來,科研人員可以在具體治理方法上有所創新,但要想徹底根治石漠化難題,要解決的問題還有很多,尤其是在頂層設計和民眾的自發參與性上,需要改進的空間仍然很大。
劉叢強就認為,治理西南地區石漠化既是一個科學問題,也是一個民生問題。
對此,王世傑表示讚同。他認為,石漠化的治理涉及國土、林業、環保、農業、扶貧等多個部門,經常出現每個部門各管一塊的情況,“修水利的不管道路設計,扶貧資金往往不能用於生態工程。九龍治水,力量反而分散”。
在他看來,理想的情況應是從國家層麵設立一個石漠化治理綜合委員會,統籌各部委力量,“例如能否在省一級層麵對相關部門進行整合,統籌各部門的投入資金,集中力量解決一些迫切問題”。
此前,石漠化的治理工作往往被當成政府的工作,農民參與積極性並不高。“應把石漠化治理當作一個工程項目來做,要讓老百姓感受到效果和實惠。”在縣裏推廣石漠化治理措施多年的黎廷宇說。
科學家的感慨也道出了我國石漠化治理後續推進過程中的瓶頸性問題,即如何調動公眾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讓他們嚐到環境治理帶來的實惠和希望。
“沒有產業支撐和延伸,治理是做不長的。要考慮農村的發展情況,把治理變成老百姓自己要做的事情,這樣才能持續下去。”王世傑強調。
此外,對於科學在應對石漠化危機中發揮的作用,專家紛紛表示,未來科技支撐的引領作用仍須進一步加強。
王世傑認為,當前政府部門主要在個別地區的治理成果上總結經驗,而忘記梳理其中科學的方式、方法。因此,這需要科學家積極參與,深入研究其中的普遍規律以供推廣;在地區石漠化治理的評估上,政府部門不應自己出麵參與評估,而應引入以科學家為首的第三方評估機製;在具體治理措施上,土壤與植物的搭配方式、水資源的保護與使用,也都需要科學研究發揮更大作用。
“盡管相關治理工程區的生態狀況開始呈現良性發展態勢,但在很長時間內,石漠化治理仍是一項長期、艱巨和複雜的任務。”王世傑說。(記者 彭科峰 見習記者 王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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