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意義不是單純的經濟發展，而是突出地麵對著當代人類社會的共同考驗——發展問題直接遇到了生態問題和文化、文明問題。通過以自然保護區為依托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措施，維護西部地區的生態平衡是西部大開發的題中之義。”

    ３月２４日在北京舉行的中美環境保護政策比較研討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兼社會政法學部主任、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所長郝時遠研究員表達了上述觀點。

    “中美環境保護政策比較”研討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行為與社會科學學院聯合主辦，主題是國家政策和地方政策對西部大開發的影響。

    郝時遠認為，西部大開發戰略是中國現代化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西部地區屬於中國經濟社會的欠發達地區，但是西部地區又是生物多樣性和中國文化多樣性資源最豐富的地區。生態人類學有這種的觀點，自然環境與人類文化之間的依存關係十分密切，生物多樣性地區表現出文化多樣性是普遍規律。在不同的生態環境中，人們的生存資料來源、種類不同，由此產生的索取、利用方法也不一樣，這些認識自然、利用自然所形成的知識、經驗、行為、技術和價值觀念構成了文化的多樣性。

    郝時遠說，中國倡導的科學發展觀、生態文明觀豐富了發展的概念，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的理念。這種發展觀所昭示的結論是，生物多樣性是維護生態平衡的自然基礎，文化多樣性是維護民族和諧的社會基礎。